“一百年，一百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想法，我最初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开始工作。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纸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巴罗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在这里不让那些有人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我的目的是要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地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地，倾吐心声。
《我的世纪》在德国的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自然也会问自己，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在同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萨拉马戈的一次谈话时，我建议他也考虑考虑这个———如上所述———简单的想法，“一百年，一百个故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从葡萄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南非的观点，同样也用文字来记录这个临近结束的世纪。
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位中国的作家也来考虑考虑这个“一百年，一百个故事”的想法，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把一百年的希望和悲伤，战争与和平，行诸笔墨呢？这个想法并不属于我，可以说，它就躺在大街上。至少是我，作为一个德语读者，将会怀着紧张的心情和好奇的兴趣阅读这样一本书。（格拉斯）
尊敬的先生：
直到现在，刚刚从爱丁堡的代表大会回来，我在那里有机会同那位到处受到赞扬和敬畏的胚胎学家维尔穆特博士进行了专业上的交谈，在我后天就要飞往波土顿与同行们交流经验之前，总算还有一点儿时间消除您的那些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也是达到了惊人地步的担忧。您喜欢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您的想像力不受障碍地自由驰骋，因此在这一方面更应该，为了所有人的健康，说出客观事实。
我们是从甚至外行也可以理解的东西开始的，虽然对于这个外行来说，这种本身很简单的积木式系统方法就像是在变魔术。多利把它的存在归功于三个母亲：基因母亲，从它的乳房部位取出一些细胞，然后将它们的遗传物质放在调控一只全新的羊的构造的位置上；卵细胞母亲，从它的身上取出一些卵细胞，然后从一个单一细胞里面抽掉遗传物质，采用电脉冲方法将乳房细胞和这个现在已经去掉遗传物质的卵细胞结合在一起，因此只有基因母亲的遗传特征可以向卵细胞发布进行裂变的命令；然后就可以将正在发育成长的胚胎植入借腹怀胎的母亲———第三只羊的子宫，在常规的妊娠期之后，我们的那只和它的母亲一模一样的多莉就出世了，没有向雄性动物要求任何一点儿配料，因此也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就是全部经过。然而，这种放弃雄性共同参与的做法，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显然是一直让您感到不安的原因。您担心的是，迟早都会有可能，这种在羊的身上，接着在猪的身上，最后在猴子的身上，带来收获的完全没有父亲的基因操纵，也可能会在人的身上，严格地讲，是在女人的身上获得成功。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人们普遍都对这种积木式系统方法的不仅仅是可以想象的扩展怀有希望和担忧。维尔穆特博士，这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克隆羊多莉的“精神之父”，告诉我，有一些激情很高的妇女现在就已经自愿去做基因母亲、卵细胞母亲、借腹怀胎母亲。
不，尊敬的先生，所有这一切暂时还停留在空想的范围之内，尽管詹姆斯·沃森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在遗传物质方面功勋卓著的研究者，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经不仅仅是预言过而且是明确地提出过要进行人的克隆，目的是为了制造杰出样本的复制品，也就是说像爱因斯坦、卡拉斯或者毕加索这样的天才。您不是也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把克隆的老鼠人带进了虚构的游戏，并且以轻松的嘲弄口吻把这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不受妨碍的由基因操纵的产物称作“沃森－克里克的后代”吗？可惜这本书我只看过部分章节，在出版时想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说正经的吧。我们所缺少的东西，尊敬的先生，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它要比陈旧的道德观更加有效，所以它一方面使这种广泛流行的恐惧感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也被授权，为正在到来的在不太遥远的一天将与长期服役的传统的人共同成长的克隆人草拟一种新的社会规章制度，因为这种并存将几乎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冲突地向前发展。调整并且在实践中降低世界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生命伦理学家的任务。我们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问自己，人的哪一部分遗传物质应该甚至必须在生命伦理学的意义上加以促进，哪一部分则应该甚至必须予以消除。这一切都要求加以解决和从长计议。请不要制定任何立刻执行的计划，虽然科学，正如人们所知，是不会止步不前的。
我们正在一片辽阔的，即使不是过于辽阔的田野上，耕种这片田野需要使用尚需不断发展的农具。越快越好。时间紧迫！
至于您的对于一个，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没有父亲的社会”的忧虑，我在收到您的前一封信之后得到了一种印象：您的惊慌及其过程，不是归结于单纯的天性，就是因为那种始终还在蔓延的男性疯狂。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那种传统的以矛盾冲突为中心的生殖活动越来越丧失其重要性。如果男人自身终于被减轻了负担，被解脱了责任的约束，被消除了一切性交能力的忧虑，这也是值得高兴的理由。是的，我们也可以欢呼，因为这种正在到来的，“获得解放的男人”——这是我的说法——将是自由的。自由的，可以去追求闲情逸致。自由的，可以去消遣娱乐。自由的，可以去做各种开心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正在到来的社会将可以给予的一种奢侈产物。恰恰是您，我的尊敬的先生，应该感到很轻松，可以利用这些马上就将开放的自由空间，不仅让多莉和它的伙伴们在这里逐渐增多，而且也让您的那些脑袋里诞生的人在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地上自由活动。
顺便提一下：您对奥得河发大水怎么看？我们的联邦国防军经受住了考验，绝对值得赞扬。但是，假如面临一场在全世界发生作用的气候变化，对此已经有许多数据可以说明，那么我们将会遭受更大规模的洪水。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担忧，即使我在其他方面总是持一种乐观的基本态度。
希望减少了一些您对未来的忧虑，问候您的尊敬的夫人，我很高兴不久前在吕贝克的一家酒店里遇到她。
您的胡伯图斯·冯德布吕格
我们上普法尔茨人很少发牢骚，人们都这么说，不过这有些夸张。先是瓦克斯多夫，他们想在那儿回收利用这种鬼东西，然后切尔诺贝利就来到了我们的头上。一直到五月，这块云罩着整个巴伐利亚。也包括弗兰肯地区和其他地方，只有北部少一些。但是，据说它在向西到边界的地方停住了，至少法国人是这么说的。
唉，谁相信呢！总是有这种站在圣弗洛里安一边的人。在我们阿姆贝格，地方法院的那个法官始终反对WAA，它的全称是回收利用装置。因此，他在星期天为那些在回收利用装置外面的篱笆前露营的小伙子送去像模像样的饭菜，小伙子们用铁棒敲击篱笆，大吵大嚷，报纸上称之为“耶利哥的鼓声”，因此，地方法院的贝克斯坦因极其粗俗地对他进行攻击，此人一直就是一个好斗的家伙，因此后来当上了内政部长，他还恶毒地说：“必须在存在上彻底消灭像威廉法官这样的人。”
一切都是由于瓦克斯多夫。我也去了。但已经是在切尔诺贝利的云飘到上普法尔茨和美丽的巴伐利亚森林上空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去了。有人说，在我的晚年，这种事实际上和我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我们向来都是在秋天去采蘑菇，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所以现在就意味着：注意，再多一点就是：发出警报！因为这种叫作铯的鬼东西，被雨水从树上冲了下来，极其恐怖地使森林的地面带上了放射性，不管是青苔、落叶还是松针，因此我也觉悟了，带着一把铁锯要去篱笆那里，即使我的几个孙子都冲着我喊道：“别这样，爷爷，这不是你干的事！”
这话可能是对的。因为，有一次当我混在年轻人中间一起高喊“钚的厨房，钚的厨房！”的时候，我被那些从雷根斯堡专门派来的高压喷水车冲倒在地上。水里加了一种所谓的刺激物，是一种很有害的有毒物质，即使没有从切尔诺贝利的云中滴落在我们的蘑菇上面并且一直留在了这里的铯这么恶劣。
因此，人们后来不得不对巴伐利亚森林和瓦克斯多夫周围的森林里的所有蘑菇进行了放射性测量，不仅仅是对美味可口的高脚小伞菇和瓶状担子菇，因为野兽也吃我们不能吃的红菇，污染情况如此严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去采蘑菇，有人发了一些表格，告诉我们，那些在十月份长出来的而且特别好吃的粟子菇，绝大多数都吸收了浓缩的铯。洋口菇大概是受到污染最少的，因为它不是从森林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而是一种生长在树墩上的寄生菌。嫩的时候味道很好的墨水菇也没有受到污染。然而，受到严重污染的，要我说吧，还是山羊唇菇、红脚牛肝菇、血乳菇，这些蘑菇都喜欢生长在新长出来的针叶树的下面，甚至还有桦木菇，红帽菇受到的污染较少，但是可惜鸡油菇受到污染的程度很严重，有的地方又把它叫作鸡旦菇或者胡椒菇。先生菇也受到了严重污染，要是有人采到这种又被叫作石头菇的蘑菇，真是一种真正的上帝赐予的运气。
这样，最后在瓦克斯多夫什么也没有建成，因为核工业界的那些先生在法国可以更便宜地回收利用他们的那些鬼东西，而且在那里也不会像在上普法尔茨遇到这么多的麻烦。这里现在又平静下来了。甚至对切尔诺贝利和在我们头顶上的那块云，今天也不再有人谈论。但是，我们全家，所有的孙子孙女，再也不去采蘑菇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家的这个传统从此结束。
我仍然去。孩子们把我撂在了一家老人院，在它的周围有许多森林。我找到什么就采什么：面包菇、棕帽菇，在夏天就已经有先生菇，到了十月，还有栗子菇。在我的那个很小的厨房里，我把它们煎一煎，给自己和老人院的其他几位腿脚不大利索的老人吃。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早就超过了七十岁。我们自己问自己：反正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铯这个玩艺儿还能对我们有什么损害。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在电视机前体验一下双重身份？经过在两条轨道上奔跑训练的人，当他在特殊的时机，部分地遇到他的这个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应该被搞糊涂的。只不过稍微有一些意外罢了。不仅在艰苦的训练期间，而且通过实践，学会了如何同自己，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我打交道。后来，在莱茵巴赫监狱已经关押了四年，直到在漫长的审判之后根据地方司法部门的决定，才获准使用他自己的那台电视机，意识到他的这种长期以来处于互相矛盾之中的存在，但是，在一九七四年，作为拘留待审的人犯关在科隆－奥森多夫拘留所的时候，希望在牢房里有一台电视机的愿望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毫无麻烦地就得到了满足，然而，在荧光屏上发生的事情却在许多方面把我撕成了碎片。
不是当波兰人在滂沱大雨之中踢了一场绝妙的足球的时候，也不是由于对澳大利亚的胜利和对智利的平局，而是在德国与德国比赛的时候。向着哪一个呢？我或者我向着哪一个？为哪一边欢呼叫好？哪一个德国赢呢？当施巴瓦泽踢进那个球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心里有哪些内心冲突？哪一些磁力场在拉扯着我？
向着我们？不向着我们？因为每天上午都要用车把我拉到巴特戈德斯贝格去审讯，联邦刑事调查局早就应该知道，这种或者类似的拉力试验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其实这并不是拉力试验，确切地说是一种附加于两个德国法律地位之上的行为方式，遵循这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双重的义务。在我作为总理最信任的秘书，同时也作为寂寞时的谈话伙伴，以双重的方式经受考验的期间，我顶住了这种内心的紧张，体验到的不是内心矛盾，因为不仅总理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而且柏林中心方面也通过联络人同样对我表示满意，由于我的工作，我受到了最高当局的表扬，就是米萨同志。在他和我之间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保持一致，这是肯定的，他把自己视为“和平的总理”，我则作为“和平的暗探”履行我的使命。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总理的生平数据和他的秘书的时间表在和平这件事上非常和谐。各自都在勤奋地尽职尽责。
但是，当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这场比赛六月二十二日在汉堡人民公园体育场里的六万多名观众面前鸣笛开始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扯过来拉过去。上半场虽然都没有进球，但是，当矮小机灵的米勒在第四十分钟射中门柱，差一点就使联邦德国比分领先的时候，我也差一点高喊“进了！进了！进了！”进入极度的兴奋状态，差一点在我的牢房里为西边这个独立的国家领先而欢呼，当劳克干净利落地晃过奥维拉特，在后来的比赛中甚至甩掉了耐策尔，差一点射进联邦德国的球门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地想为另一方欢呼叫好。
经受的是怎样一种冷热水交替浴啊。甚至对乌拉圭裁判的裁决，也带有偏袒的评论，一会儿是偏向这个德国，一会儿又偏向那个德国。我感到自己没有原则，也就是说，分成了两个部分。然而，每天上午，当刑事警官费德劳审讯我的时候，我则毫无例外地能够坚持预先确定的供词。是有关我在特别左的社民党黑森州南方支部的工作，在那里人们对我的评价是一个虽然工作勤奋、但是思想保守的同志。我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更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右翼。我看见在我的面前放着我的那些被没收的照相器材。降低在这种案子上的兴奋，说明早年作为职业摄影师的工作经历，指点去参见那些度假时拍的照片，这种保留下来的业余爱好。然而，接着又出示了我的那架功能齐全的超八毫米窄软片摄影机和两卷反差极大和感光度极强的电影胶片，据说，适合于“专门的间谍活动”。说实在的，这并不是证据，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证据。因为我成功地坚持了供词，所以总是安安心心地回到牢房，高兴地期待着比赛。
这边和那边，谁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足球迷。在此之前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于尔根·施巴瓦泽在家里为马格德堡踢球。这时，我盯着他，看见他在第七十八分钟，接到哈曼的传球，用头把球停在面前，带球晃过福格茨这个顽强的小伙子，又摆脱了赫特格斯，用力一脚将球射进了球门，迈耶尔扑救不及。
德国1比0领先。哪一个德国？我的这个德国还是我的那个德国？是啊，我虽然在牢房里大叫“进了！进了！进了！”但是同时也为另一个德国比分落后而痛心。当贝肯鲍尔试图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又为联邦德国的十一名队员鼓励加油。对于这场比赛的结局，我在一张明信片上向我的总理表示了我的遗憾，使他下台的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大概是诺瑙，站在最前面的是维纳和根舍，以后逢年过节和十二月十八日他的生日，我总是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回过。可以肯定，他也是以混合的感情经历了施巴瓦泽进的这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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